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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二十五篇本来分明是汉朝的经学家没有见到的，大概公元四世纪才出来，到了七世纪才成为尚书的整体的一部分。

儒家自己断送了内部活力。这种思辨，在儒家那里是一种伦理型的思辨，进路犹如父慈子孝，君仁臣忠，兄友弟恭这种对应性的理路。

正是在一种官民失衡的定势中，中国人总是有一种要么崇拜权力，要么崇敬民间崛起的新贵的心理定势：比如，历代都有人狂热清算秦始皇的罪过，但却很少有人去清算民间起义领袖的过失。从政治上讲，康有为是一个积极的政治介入者，但却是一个失败的介入者。极而言之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的时候，源自低位的秩序建构，就必定断送在源自高位的自我期许上。因为经学研究是以十三经、或四书五经作为政治权威象征为前提条件的。但这也落于总体性的世界图景建构压倒了分门别类的科学知识窠臼。

庶民院、通儒院、国体院组成的儒家三院制，尽管有设立三院的论证，但都是书斋所论，而无关政治可行。君不仁臣就可以不忠，父不慈子可以不孝，这是具有显见的现代性边际思维的认知。在现代情况下，经学失去了政治匡正效能，于是变成了经学史。

身承天这一高级法的董仲舒还是个人，这个人一死，天意就没有世间载体了。新经学既然想暗示或明示自己是传统经学的合法继承者，就不能轻而易举地将某些命题引入经学研究，诸如《经学与建国》、《经学与民族国家》、《政治儒学》等编著作品，就有随意使用经学主题的嫌疑。董仲舒为了救世，已经不像春秋时期的儒家对整顿人心社会秩序抱有的从容态度。骄横的汉武帝，也被他仰观天文，俯察人文地批评一通，几被赐死。

需要逆向看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儒家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。这不是政治权势人物的提倡、流行学者的推销所可以代替完成的任务。

但历史使人明智的箴言，也足以使人醒悟，西方的历史学也并只是机械记录人类演进过程中的诸历史事件而已。因为经学研究是以十三经、或四书五经作为政治权威象征为前提条件的。宗教性论证，不过是指出儒家内涵的形式上类似于宗教的东西而已，儒家确实无法就此成为信仰、仪轨和仪式皆具的严格宗教体系。这些美国学者研究儒学，是不是就成了儒者，是大可怀疑的事情。

传统儒家的价值信念、知识体系要不要坚持呢？需要局部的坚持。但从格物到平天下的进程，从明明德，新民，止于至善的发展上看，我们之止也就能到至善，都是一个顺的策划。但这种设计没有路线图和时间表，也就等于是一个当代经学家的组织设想而已。另一方面，一种系统知识体系和控制体系证成的宗教、哲学和道德，会强于建立在道德信念基础上的政治行动模式，因此它会具有清晰明白，指引普通人行动的效能。

说起来，被拒斥在道统之外的董仲舒，算是一个标志性人物，而王阳明可谓另一个标志性人物。训导王权，只有在具有原则支持的合作中才有可能，仅仅是表达一种不为王权理睬的道德姿态，乃是一种毫无现实作用的态度表达而已，没有任何限制和规范王权的实际意义。

这种思辨，在儒家那里是一种伦理型的思辨，进路犹如父慈子孝，君仁臣忠，兄友弟恭这种对应性的理路。不是他不愿意拿出来，而是这样的论证很难拿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原因在于，他是以传统经学家的第一态度做研究的，这遮蔽了他的第二态度、第三态度。

在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之后，儒家确实从政治上表现出某种对诸家具有的吞噬性，但穷独达兼之说、阳儒阴法之论，就表明儒家与中国不能划等号，也表明当下儒家必须与诸子百家互动，才足以聚沙成塔，成就现代性中国建构的业绩。董仲舒的尝试，可以说促成了一种古典宪政的萌芽，但不是成功限制王权的宪政结构。经学形态的儒学复兴，当然与经的政治权威的复苏直接关联在一起。因为内圣学的证成，是一个哲学的事业，是哲学家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。可见，在现代条件下，重建经学的政治言路，并用以推进政治改革，并不是一条可以期待的路子。正是因为中国人不重视知识建构，到今天中国人都还没有公设性的知识问题，难以形成求解公设性知识问题的共同体，知识人的眼光，几乎都盯在原则立场的宣誓上面。

如果真以为那样就能确立儒学复兴的进路，那就是一种浅薄的误判了。现代的政治知识建构，一般而言是一个逆接的结构。

今天中国倡导读经，不可能从中读出政治权威，读出政治臣服，读出晋身资本。儒家经学的内在张力呈现出经学的不同线索，朝代是一条线索，结构是另一条线索。

并且因为知识建构的不严谨，造成社会普及的困难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跟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构成四书，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构成五经，都不是轻率挑选的结果，而是按照儒家权威性的脉络，甄选出来的经典。

正是在一种官民失衡的定势中，中国人总是有一种要么崇拜权力，要么崇敬民间崛起的新贵的心理定势：比如，历代都有人狂热清算秦始皇的罪过，但却很少有人去清算民间起义领袖的过失。这对儒学的复兴来讲，是一个重要的契机。汉代官方不得不召集会议，出版《白虎通》，试图整合两家经义，为权力服务。其实，这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。

经学之由权势收拾残局，才打破了各自为阵的经学混乱局面。台湾史学家杜正胜指出，周代实行的是城邦制，尽管这一断言容有商榷余地，但周代类似城邦的体制之解决不了政治体规模问题，确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

我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，而道家和释家两者的世间干预能力太弱，不足成为中国文化主干，理由也在这里。君不仁臣就可以不忠，父不慈子可以不孝，这是具有显见的现代性边际思维的认知。

中国的传统史官之学，主要是匡正人心和捍卫社会秩序。失衡的官民关系，才是汉以后儒家经学面临的内在危机。

我想针对这个路子分析一个问题，到底民国以来把儒家的经典作为经来阅读，或者作为经典来阅读，从而走向经学、哲学、史学，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性事件，还是传统的必然走向。董仲舒思想的内在张力，呈现出儒家走向宪政的困境。对于当下儒家、经学家来说，经学时代的经，从五经到十三经，这个经，是有政治权威的。尽管在中国处于无信仰、无信念的危机时代，谁愿意复兴儒家，显得做人有动力、有信仰，总是好事，但从高要求来讲，则必须既有观念原创、又有行动组织能力。

承续陆九渊路数的王阳明，确实发挥了颠覆晚期皇权中国政治秩序的作用。他确立了什么规则？第一，对个人来讲，人类要守住个人的心灵秩序。

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两级跳，表明个人的道德修行，一旦受到外部政治迫害的时候，就只能独善其身。儒家是不是能成功维持古典时代奠定的内圣外王贯通的立场，还需要儒家审慎面对，认真论证，尝试证成。

第二重挑战，就是经学在遭遇道家的挑战外，还遭遇到佛学的挑战。经学的雄心壮志，体现在它希望同时解决两个问题：那就是梁启超先生在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提出的基本命题，儒家就是一种伦理政治化、政治伦理化的双化结构。